中国古代农村土地制度研究刍议

本文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古代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状况,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进行了评议,对土地制度如何研究评价提出了新的见解.     

一部深入研究殷商早期历史的力作——读《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的新著《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2007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1998年度青年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但据我所知，彦民从事商族起源与迁徙研究的初始时间，远远早于1998年。因此可以说，此书正是所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精心之作。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居延新简释文补遗

目前公布的居延新简释文仍有未安之处,需进一步校订。其中E.P.T16:3简应改作“月壬戌以前,自殊死以下”;E.P.T40:64简应改作“大聚土,占客在门,所为来者言”;E.P.T43:175简应改作“□以取妇、嫁女、祠祀、远行、入官、迁徙”;E.P.T43:306简应改作“更始元年正月壬午朔己酉,令史业敢言之：乃戊申直符,谨行视,臧内户封皆完,毋盗贼发者,即日平旦付令史严。敢言之”;E.P.T43:325简应改作“造史为官署掌”;E.P.T2:30简应改作“造令史上造范护自占书功劳……官造令史二月二十日”。     

魏源“别开阃域”的公羊学

魏源以“为《公羊春秋》别开阃域”为职志,以推动社会变革为目标,对公羊学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他的“三世”说虽有背于公羊“三世”的传统说法,但其中“拨乱反治”的追求与历史进化的观念却与公羊“三世”说是一致的。他的“三统”说注重制度的“因革损益”,注重对不同制度与文化的吸收,主张学习西方制度。他在夷夏观上提出夷狄不仅可以进于诸夏而且可超越诸夏,更主张不以夷狄视西方。他的“大一统”说没有了“尊王”之义,而是把视野放到了全世界,向往环球一家、万国同吭。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在日本静嘉堂文库《袁氏密函》中发现的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原件,是研究清末民初国体、政体因革问题的珍贵资料。袁世凯在上面进行手批的底稿,既非张謇拟《内阁复电》,又非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由此可补辞位诏书生成史的诸多缺环。与此同时,这一发现也使诏书中袁世凯、张謇各自思想的分辨成为可能。对"逊位""共和立宪国体""完全领土"话语的发掘,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清末民初五族共和国体建构对民族边疆的统合意义。     

元代吴澄对《礼记》篇章整合重缀的价值探析

元代吴澄的《礼记纂言》收录了原本《礼记》的三十六篇，并对其中的十九篇进行了章节段句上的调整，颇具有重新编联和整合重缀的意味，目的在于使这些篇章的本文更加接近写作时的原貌而解读上更为晓畅。对于吴澄的这一整理工作，后世历史上褒贬不一。就其最终的价值和意义而言，只有通过对其调整后的篇章进行对比性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体会吴澄在解读这些篇章本文上的通篇考虑和具体逻辑，以及其经典价值和文本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吴澄对《丧服小记》一篇的段句调整幅度是最大的，因而最具代表性，以其为例，亦可管窥吴澄《礼记纂言》的经学史价值。